《重生》：“踩空”的反转叙事 日期：2024年09月16日
暑期档过后相对冷清的电影市场上，马浴柯执导的《重生》可谓表现亮眼。这部8月16日进入院线的影片，直面的竞争对手是同日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异形：夺命舰》，在排片比并不占优的条件下，从9月4日到9月12日，《重生》一直蝉联单日票房榜的冠军。 票房的长尾效应，直接反映着观众的喜好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重生》是值得再度被探讨和审视的。上映二十多天以来，关于《重生》的评论已不鲜见，本文侧重从叙事的维度去分析影片的不足和长处。
《重生》是马浴柯执导的第二部电影，它和前作《怒潮》的相似度颇高，比如延用张家辉、阮经天担任主演，都是小人物的“抗暴记”，在警察、犯罪势力和无辜底层市民三者关系中建构故事…… 《怒潮》讲的是个人和黑恶势力的对抗，《重生》叙事的“格局”和追求更为宏大，前作是个体，是一家之事，后者是众生，是一个阶层。它要讲的是受毒品戕害、家破人亡的幸存者们和腐败的司法系统、凶恶的毒枭团伙之间的对决；是活在地下、命如草芥的众生命运的惨痛，和他们要走出洞穴、重归正常社会所付出代价的惨烈。
有论者形容《怒潮》是“有尺度、无力度”，尺度是影像层面对于暴力的呈现和打斗场面的设计，而力度是带给观众情感的冲击和心灵的震荡。《重生》和前作一样，在故事的层面依靠“反转”来完成叙事的推进和缝合，但叙事容量的扩充，让“无力度”也随之被放大成了扭曲的力度，或者说“拧巴”。 《重生》叙事上的“拧巴”在于，创作者一方面把这个故事推向了复杂，一方面又让它落地于简单。 复杂最突出表现在《重生》的故事中被建构了多重的反转。反转之中必然包含着对立，常见的是人物身份或命运转变前后的二元对立，以及故事情节向相反情境转化导致的对立。影片中阮经天饰演的安渡从伙伴到敌手，张家辉饰演的张耀从阶下囚到控局者，马浴柯饰演的巴莱和张榕容饰演的南茜等角色的身份陡变，也让惩奸除恶的复仇行动在成与败之间不停转向。
反转叙事可以视为创作者和观众在信息的沟通与交流过程中所做的一场真假游戏，创作者通过隐匿或者改写叙事中某些信息的方式，让观众把原本“假”的叙事信以为真。创作者会在叙事预埋一个判别真伪的“信标”，当观众发现这个“信标”，也就发现了那些被遮蔽和改写的信息，观众才会恍然大悟，去构建出新的“真实”。 反转叙事的魅力就在于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为观众带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它颠覆观众的想象，突破观众的心理预期，刺激观众的感官和情绪，让人获得深刻的体验并享受这种感觉。因为这样的效果，反转叙事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而经典的叙事文本结构形式，它需要创作者从情节各部分上找到衔接点，并且从语义上使各部分产生另一层意义上的关联。 也就是说，替换掉假的信息之后故事依旧要成立，而且要有新的“含义”，这种草蛇灰线的铺垫和呼应，考验的是创作者的艺术功力和巧思匠心。
比如《消失的她》中倪妮饰演的角色露出胸口的蝴蝶纹身，观众才明白她的真实身份，整个故事从合谋反转成复仇；《你好，李焕英》中贾玲饰演的角色突然意识到年轻时的李焕英并不会刺绣，这场荒诞的穿越之旅才变成了母女情深的确认。 《重生》显然无法处理众多角色和情节的反转，所以影片采用了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处理难题，也就是让剧中人直接对敌手（也是对观众）讲出真相。
合格的反转叙事有一个基本的规则，无论是人物还是情节所发生的对立性转变，“信标”必须要观众自己去发现，之前叙事积累起来的认知才会产生颠覆性的转变，才会实现反转叙事的效果。因此，这场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真假游戏，自身是不能包含在故事和情节之内的，如果非要这样，那么刺激和震惊的是剧中的对手或敌手，而不是观众。 《重生》的“拧巴”就在于此，它设置了极为复杂的叙事难题，又以简单“高效”的方式处理掉它，也清除掉了作为观众对于反转叙事的情感体验和观影享受。影片带来类似“踩空”的观感，与其说是反转，不如说是剧中角色的自说自话。
另一个维度的简单是极度简化了故事的人物、时代和环境。为了让故事能够推进，影片对底层大众强行提升道德感，他们每一个都可以奋不顾身、慷慨赴死；对反派角色强行降智，或桀骜不驯，或愚蠢颟顸，他们双方都成为了纯然的善和彻底的恶的符号。这个架空了社会和时代，屏蔽了人性的故事，或许其本意就是要带给观众最直接的“爽感”。 “爽感”来自《重生》的故事相当紧密的贴合着大众情绪和社会热点，比如朱门酒肉与地下饿殍的形象对比，贪赃枉法的警察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以及社会底层无处申诉的苦楚，老实人在走投无路之时的匹夫之怒…… 它们几乎就是自媒体上众多耸人听闻的真假消息，以及社会转型传递给个人的震荡和无力感的“变体”，在这些情绪的驱动下，一部分观众是容易代入这个故事的。它也提供了一种近似于中国传统民间叙事的解决方案，除掉恶人，自然会有朗朗乾坤、社会清明，这样的故事，无疑还有着相当的受众。
《重生》的票房长尾效应，更应该被读解为一种有益的产业信号。今年的电影市场上，《周楚除三害》《九龙城寨之围城》等犯罪/黑帮片的热卖，说明当下观众对这类影片有着旺盛的需求。我们并不讳言电影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如何实现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表达之间的均衡，对中国电影人的勇气和眼光，依旧是并未完成的考验。
作者：虞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