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云中彼岸》的身体、时间与忧郁

《珠穆朗玛:云中彼岸》的身体、时间与忧郁 日期:2026年11月18日

  一

  参加完一场关于AI与影像的学术会议的第二天,我去影院看了《珠穆朗玛:云中彼岸》(后简称《云中彼岸》)。会上反复讨论的是一种不再需要拍摄现场的影像,没有摄影机,没有被摄物,甚至没有真实的人。生成式影像已经能够逼真模拟甚至超越摄影机的视觉奇观,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愈发不确定。带着这些讨论坐进IMAX影厅,银幕上最朴素的真实反而让人觉得有些恍惚,甚至有了一种近乎古典的动人。

  影片由曾以《徒手攀岩》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与金国威联合执导,记录滑雪登山家吉姆·莫里森攀登珠峰北壁,并从峰顶一路滑降的过程。影片的开场是一组航拍镜头,珠峰顶端与周围的雪山之巅在高空俯瞰中清晰展开。这组镜头本身已经完成了“登顶”,观众在影片开始的第一分钟就到达了山顶。

  问题随之而来。既然摄影机已经可以代替我们的眼睛抵达那里,为什么还需要观看一个真实的人去攀登?再进一步,放进AI的语境,当影像不再需要现场,真人影像还能为观众提供什么?

  早在七十多年前的《电影与探险》中,巴赞就曾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在他看来,探险影片之所以令人信服,并不是因为它拍摄得多么完美,而是因为摄影机与冒险者同处险境。拍摄者既是事件的记录者,也是事件的参与者,事后搬演的惊险场面再精致也没法获得同等的分量。那些在危险中仓促拍下的、残缺模糊的画面会更动人,因为欠缺之处正是冒险留下的印记,犹如“凹形铭文”。

  但对于《云中彼岸》来说,它的拍摄技术已经高度发达,冲顶和滑降过程的拍摄调动了多组高海拔摄影设备、营地长焦镜头、无人机以及登山者自身携带的摄影机。画面清晰、稳定而壮丽,摄影机几乎从不同距离和角度覆盖了全部过程。

  于是,真实的印记从画面的瑕疵转移到了身体上。开场航拍提供的是一个无所不在、毫不费力的视点。但对攀登者而言,珠峰从来不是一幅全景,它是必须以身体持续应对的现实环境。缺氧、寒冷、体力的消耗、地形的变化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都无法被一个全景镜头所包含。我们从主观镜头里看到雪崩在眼前倾泻而下,看到莫里森滑降时跳跃换刃在雪面上留下的痕迹,从随身的收音设备里听到他粗重的呼吸。

  在这样的高海拔环境中,除了无人机完成的部分远景,绝大多数画面都要求摄影师具备相应的攀登能力,影像的抵达依赖某个具体身体的抵达。薇薇安·索布恰克把这种镜头称为“濒危的凝视”:画面的晃动与遮挡指向摄影机后面一个同样会受伤、会死去的身体,摄影师自身处于危险的境地中,无法确信他一定会比他的图像活得更久。

  这种真实性最终落在了观众的身体经验上。IMAX银幕将珠峰北壁的空间尺度压向观众,观众则始终安坐在影院里。即便知道莫里森最终完成了攀登和滑降,观看他在陡峭的雪壁上不断调整重心、完成转弯时,观众仍然会不自觉地屏住呼吸。这份紧张来自观众知道画面中的危险曾经真实存在,那个身体确实可能受伤,甚至死亡。这就像是索布恰克所说的身体上的共鸣,观看从来不是纯粹抽离的视觉活动,观众总是在“具身”地感受着银幕。我们并未真正进入珠峰,却在观看中与那里的身体处境建立了某种感官联系。

  在今天,AI已经能够生成在视觉上几乎无可挑剔的珠峰影像,甚至制造一场从未发生过的攀登,而且无须任何人冒险。但这类影像并不对应某个具体的人曾经置身于某个具体时刻与空间的事实。真人影像的价值在于它与现实之间的索引关系,纪录片则把这种关系推到了极致。纪录片当然也经过建构,它通过镜头的选择、素材的剪辑与叙事的组织来赋予事件意义。但这些建构无法取消它所面对的真实事件,以及这一事件不可逆的时间性。

  二

  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把摄影的本质概括为“此曾在”,指向被摄物与镜头在某一刻的物理共在。但“此曾在”不只是一个存在论命题。人们常常忘记,《明室》本身是一部哀悼之书。巴特写它时,母亲刚刚去世,全书的情感中心是一张他始终不肯印出来的“冬园照片”。正是在哀悼中,巴特发现了一种新的刺点——“这就是时间”。他在一张死囚的照片前写下:他已经死了,他就要死了。巴特从照片中同时看出“将要发生的事”和“已经发生的事”,惊恐地注视着一个涉及死亡的先将来时。

  《云中彼岸》让这种时间的性质反复显影。第一重落在影片内部。在一些宣传语中,影片被描述为一对滑雪登山家的爱情故事。但开场约二十五分钟,希拉里就在马纳斯鲁峰的滑降中遇难了。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瞬间改写了观看的时态,此后回望她先前在银幕上说话、攀登与生活的每一个鲜活镜头,都不可逆转地落入了巴特所说的“先将来时”,在发生的瞬间已经被蒙上了无法挽回的逝去底色。

  第二重延伸至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之前。莫里森的第一任妻子曾在一场飞机事故中与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同遇难。这段前史仅通过照片与讲述进入影片,却改变了我们对莫里森的理解。他并非第一次面对丧失,丧失早已构成他生命经验的一部分,也使他此后对攀登、冒险以及共同梦想的坚持,带上了更为复杂的情感背景。

  第三重则发生在影片拍摄完成之后。尼泊尔向导尤克塔·古隆在拍摄结束后,于2026年的一次攀登中不幸遇难。在众多队员中,影片为他留下了更多的镜头与讲述。观众看着他在北壁上工作,或事先知道,或在片尾得知,他已经不在人世。现实在成片之后仍在改写影像,使一部关于攀登的影片由此有了墓志铭的意味。

  这三重交错的时间纵深,是生成式影像难以触及的维度。算法造物只有扁平的“此刻”,它没有“之前”,也没有“之后”,其中的“人”不曾活过,也就无从死去,任何的现实都无法抵达它。真实的影像向现实敞开,所以也向死亡敞开。

  然而,影像能够证明丧失,却未必能完成哀悼。在希拉里骤然离去后,影片的叙事随之发生了微妙的重心偏移。此前明亮、轻盈的推进力被抽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排遣的沉重。对莫里森过往创伤的回溯构成了后半部分隐秘的叙事动力学,推着我们去理解他随后为北壁滑降所做的漫长准备、所经历的反复折返与孤注一掷的尝试。

  这使人想起弗洛伊德对哀悼与忧郁的区分。在弗洛伊德看来,哀悼经由现实检验承认对象不复存在,于是要求撤回与之相连的全部力比多,是一项有终点的工作。忧郁中的丧失却难以被真正放下,撤回的力比多转而在自我内部认同失去的对象,“对象的阴影倾倒在了自我之上”。莫里森独自接过两人的梦想,近乎这样一种认同,攀登因而超出了对一项运动目标的追求,成为他维系与逝者关系的方式。

  这种忧郁或许不只属于莫里森,也属于影片自身。影片原本有一个镜像结构,一对攀登的伴侣,由一对导演夫妻拍摄。拍摄途中,前一对伴侣被死亡拆散。2025年4月,最后一次远征出发之前,两位导演宣布结束婚姻。影片对此只字未提,只在一场家庭戏中留下些许紧张。这里无意评判导演的私生活,只是把它视为影片生产条件中的症候。一部失去了讲述者伴侣的影片,或许同样难以言明自己的丧失,于是把两对伴侣的故事收束为一个人的成就。弗洛伊德说,忧郁者知道失去了谁,却不知道在这个谁身上失去了什么。后半部分在叙事节奏上的沉重与低回,像是这种难以言明的丧失在文本层面留下的痕迹。

  直到结尾,忧郁才在机位里找到了它的形式。滑降段落中,无人机与营地的长焦镜头在远处拍摄莫里森,他自己携带的便携摄影机则记录着他的主观视点。但两者之间缺了一种影像,那是另一个人在他身边、与他同行的注视。按最初的计划,那条雪槽上本该有两个人,缺失的那个机位,对应的正是缺席的希拉里。丧失于是被铭刻在了机位的结构里,一个身体旁边的空位,一双本该与他彼此注视的眼睛。

  文字:雷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