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之魔童闹海》:神话叙事中的“现实感”

《哪吒之魔童闹海》:神话叙事中的“现实感” 日期:2025年03月31日

  神话叙事是指电影借助神话元素、主题、原型和结构来构建故事的一种叙事方式。它不仅仅是对传统神话故事的简单改编或再现,还包括对神话精神和叙事模式的借鉴与创新,通过电影的视听语言和叙事技巧,传达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人类情感、价值观和文化意义。 《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2》)是在古典名著《封神演义》基础上的原创新编。正如有观众在评论今年春节档不同影片的市场表现时所指出的,《蛟龙行动》是把现实讲成了神话,《哪吒2》却是把神话讲成了现实故事。创作者在这一场神话新编中,植入了相当程度的现实感,现实感让神仙打架变成了人世悲欢,让魔童的探险和成长能够与观众共情,更让影片有了强大的情绪感染力。

  现实的人情人性

  现实感最根本的来源就在于,《哪吒2》在神话叙事中建构了一个我们熟悉的“故事宇宙”。尽管故事与现实的年代不同,景观不同,但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行为有着一脉相承的共通。 影片中无量仙翁所执掌的仙界、哪吒父母所在的人间和东海龙王敖光看管的妖界,其实有着和现实社会颇为相似的,以正式规则和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科层结构。不同的等级对应着不同的权力和资源,故事中那些角色所执着的得道成仙,也就与现实社会中大众所追求的阶层跃升遥相呼应。

  而在神话叙事中那些被“权力所规训”的芸芸众生们,他们的身上折射着类似于现实的人情人性。比如凡人对于神仙的谄媚和盲信,把臭屁认作口气;玉虚宫前等待考试成仙的长长队列,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直观图解,太乙真人领着哪吒无需排队,暗示着平台和人脉的重要性;申公豹作为“故乡的骄傲”,他的“成功”经验被父亲传播,在弟弟和后来者们身上复制……在神话的外壳之下,“仿造”现实的规则设置和人性表达,让观众对这个虚拟世界有了心有灵犀的熟悉感。 更进一步,在理解和洞悉人性的基础上,创作者对于角色的人物塑造和内心表达,也贴近了观众的情感经验。比如对于哪吒,他临去玉虚宫之前拒绝了母亲的拥抱,这一情节不仅和最终高潮段落中宁愿粉身碎骨也要拥抱母亲的哪吒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它又符合青春叛逆期男生的普遍心理,既渴望父母的爱又要通过拒绝它来表现自己的独立和强大。而在玉虚宫有机会见到两个哥哥时,哪吒要用敖丙的分身去代替自己,这是怕对方失望,也是青春期自傲背后,其实一体两面的自卑。 这就是哪吒的故事打动人心的基础,现实人情人性的贯注,让观众熟悉了神话中的世界,理解并共情于神话中的人物。

  对当下社会情绪的呼应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借用克罗齐的这句名言,可以说票房大卖的商业电影都是关于当代的,尽管影片讲的是历史甚至神话故事,但它必然要呼应当下时代群体性的心理情绪,满足和抚慰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 正如诸多评论者已经指出的,《哪吒2》用影像和情节双重的隐喻手段,呼应着当下反抗西方霸权的社会情绪。如果说玉虚宫/白宫、神仙玉牌/绿卡、炼丹炉/美元等形象上的对应,带给观众类似开盲盒般解密的快乐之外,无量仙翁、鹿童、鹤童等角色外在道貌岸然实际是衣冠禽兽的人物设置,看似严谨公正的升仙制度实则满足一己私欲的情节安排,很自然让人联想起西方霸权强加给我们的“双标”待遇,以及所谓“基于实力的地位出发”的国际秩序。所以当哪吒冲破了天元鼎,他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中国的观众会觉得即解恨又解气。

  《哪吒2》也纾解着当下青年一代的心理症候,在奋斗有为的主旋律之外,社会热点中也不时暴露出焦虑、怀疑、躺平等群体情绪,在经济与文化高速发展的当下,通过权力“规训”构建主体身份的文化功能已经难以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现实。 “父亲”在电影中是威权的象征,《哪吒2》摒弃了前作中对“父亲”的反抗,无论李靖、敖光、申正道以及太乙真人,在父子/师徒“团圆”的同时,父辈的经验也变得失灵和无效。影片中哪吒的问题是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肉身/主体身份,当他不再纠结于此,甚至再一次主动毁灭肉身之后,他通过“心”确立了自我主体性,实现了勇敢和成长。

  从前作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到续作的“我是魔,那又如何!”,哪吒的形象也顺应着青年一代群体情绪的渐变。创作者在刻画那些和哪吒形象类似,外表丑陋奇怪,甚至蠢笨无能的妖怪群体时颇见叙事功力,正如影评人梅雪风所说,影片中八爪鱼吃自己烤熟的触须,诡异、残忍、日常、蠢萌的对照让这些角色突破了概念化的存在,让观众无法忽视它们。这些身处底层的妖怪身上,和我们类似,有着人性的缺陷,也有着活泼的欲望。它们才是这部影片真正的正面人物,它们的消亡,不只是一个背景或道具的隐去,“而是一个个有趣又可怜的具体生命的消失”。 正是这些对社会大众情绪,时代群体心理的呼应和抚慰,让《哪吒2》成了一个当下的故事,一个在仙魔斗法中讲给普通人的故事。

  对类型叙事的缝合

  类型电影是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的前提下,电影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它指代依照叙事范例的规则和习惯。 《哪吒2》是一个神话题材中确认自我身份的故事,故事开始于太乙真人用莲藕重塑哪吒和敖丙的肉身,结束于哪吒在天元鼎中自毁肉身,以魔珠的原型救助众生。故事中融合了两种类型,其一是“如愿以偿”的魔法故事,这类故事的主旨是真正的魔法就是做自己, 其二是“被制度化”的故事,讲述的是个人与集体、团队和某种规则之间的博弈与抗争。

  从类型叙事的角度,《哪吒2》的故事隐隐有着“断裂”的危险。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哪吒并不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他没有升级进入仙界的诉求,而且在伏妖的考试之中,是敖丙见证了土拨鼠和石矶娘娘如何丧身于仙界的骗局。也可以说,哪吒既没有上“成仙”的当,也没有经历妖界的苦,而在影片的结尾,他又必须要承担起反抗这一制度的重任。 创作者采用了强烈的(原始)情感和喜剧效果来缝合叙事,哪吒、敖丙、申公豹等最终推翻骗局的英雄,无不是因为这种制度伤害了他们的母子、父子、兄弟之情。在某些情节上,影片用情绪驱动替代了情节的逻辑,让哪吒从魔童成长为英雄,也在个体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搭起了桥梁。

  截至本文写作时,《哪吒2》的票房仍在不断攀升,观影人次迄今已超过3亿,这部影片也被称为中国电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共情”。《哪吒2》创造了中国电影产业史上的里程碑,它的成功来自于工业水准、叙事能力以及时代机遇等多方面的合力。本文想要强调的是,这部电影再次证明了,与观众共情,与时代共鸣是一部商业电影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我们的翻拍和改编作品往往还“水土不服”、“不接地气”的当下,《哪吒2》更具有标杆和榜样的意义。

  作者:虞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