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娜拉终于走远了

《出走的决心》:娜拉终于走远了 日期:2024年09月18日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玩偶之家》(1879年)

  “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事情,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出走的决心》(2024年)

  145年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上演,娜拉离家出走的关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从此娜拉成为妇女解放、自我觉醒的代名词。1923年鲁迅在名为《娜拉出走之后》的演讲中指出:只有独立的意识,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并参与社会生活,娜拉出走后大概只有两条路:堕落或回归。2024年《出走的决心》片尾,影片人物原型苏敏阿姨对着镜头大声宣告娜拉出走后的第三条路: 我——还在路上。

  01 第N代娜拉的困境:她是妻子,更是母亲

  《出走的决心》中困住女主人公李红(咏梅饰)的不是钱,她的丈夫(姜武饰)一直坚持婚后经济AA制,所以李红虽远称不上富裕,却早早地实现了经济独立。片中用大量篇幅呈现一个底层妇女用劳力挣得每一分钱的艰辛过程,独自开车上路后,丈夫打来电话:ETC绑定的是他的银行卡,显示扣款81元。李红随即把钱发给他,然后,扔掉了ETC卡,也斩断了跟丈夫之间最后一丝经济牵扯,达到了完全意义上的经济独立。 影片用她扔卡的一幕作为片头,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不知道她扔的是什么,不知其用意,明白之后,再回味她在片头的那句话:“我用了这么久才走到这里”,才恍悟,女性的经济独立之路确实走了好久好长。这的确是值得放在片头、大书特书的里程牌一刻。

  多年来困住李红的是因为她是一个妈妈,她的丈夫是顶糟的丈夫,却是顶好的父亲,对女儿无可挑剔。为了女儿能过上尽可能好的生活,李红在冰冷的婚姻中隐忍了1/4个世纪。她以为心冻僵了,“这辈子忍忍就过去了”,但终于还是到了忍不了的一刻。 她迸发的点很有意义也很有代表性,又一次,她因为女儿放弃了开车去成都参加高中同学会。此处,编导者着意安排了一个对比,上一次她放弃,是因为女儿怀孕,孕检结果有点问题,在女儿最无助焦虑的时刻,她义无反顾地放弃出行,陪在女儿身边。 而这一次,女儿、女婿、丈夫同坐在桌上,丈夫庆祝钓鱼得了冠军,女婿庆祝软件业务有了新突破,女儿庆祝自己晋升物业经理,只有她被排斥在这个堂皇的议事桌之外,是个收拾一地鸡毛的隐形下人。压垮一个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女儿,此刻跟家中的男性一样,对她完全无视、蔑视、忽视。职业女性对家庭妇女的伤害甚至比男性给予的更令她疼痛。

  母亲发出怒吼——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事,我跟你们是一样的。随即,背上积灰已久的行囊,冲出家门,女儿要追赶母亲,女儿的双胞胎儿子在身后喊:妈妈——,女儿的脚步一凝,猝然回首,一张慌乱无助而茫然的脸。

  第N代娜拉冲出家门,第N+1代娜拉又被困在家里。

  02 一个被剥削的阶层:家务劳动者

  《出走的决心》非常严肃地提请我们关注家务劳动者的诉求。

  如果说李红的婚姻不幸是叠加了各种历史原因的特殊矛盾,那家务劳动则是一个普遍矛盾,家务总在那里,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少,你不干,我不干,总有一个人干。

  影片非常具体而细致地呈现了这种日复一日永无尽头的家务劳动对一个人惊人的磨损,而这种工伤的发生不见血,不闻哀嚎,罕为人知,也不得抚慰体恤。李红一边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一边帮女儿带孩子累到耳鸣,医生诊断是精神障碍躯体化,拿着一纸诊断,她获得此生少有的一次喘息。 李红病休时,女儿夫妻俩自己带了几个月孩子,女儿因为常请假,被单位末位淘汰,女婿的APP开发业务也发展迟缓。足见,家务劳动是支撑一个家庭正常运转的重要劳动,可这种劳动不记酬,没有职务升迁,劳动过程不被人看到,由此导致也不被人重视,承担这部分劳动的人最终沦为隐形的被剥削者。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国产爱情片、家庭片都曾探讨过家务劳动这一议题,不仅是作为性别议题,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的角度来探讨。现在看来很有前瞻性,因为这不是独属于女性的议题,退出职场、照顾家庭的男性一样要面对这个问题,就像《克莱默夫妇》中的克莱默先生。 《女局长的男朋友》(1986年)中男女主角因为“将来谁洗尿布”炒到分手,最后的解决的方案是——男主角的妈妈洗。《真是烦死人》(1979年)中一个高级工程师家庭因为夫妻俩谁也不想干家务濒临破裂,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研究所所长的太太带领一只家庭妇女组成的“家务互助小组”来干。新一代职业女性反家务剥削的抗争看似成功,其实矛盾依然存在,只是转化为一部分成功职业女性对另一部分家庭妇女的家务剥削而已。

  《出走的决心》中又见“谁洗尿布”这一历史悠长的议题,三个选择:孩子妈妈洗,孩子姥姥洗,不然就得孩子奶奶洗。孩子的爸爸、爷爷、姥爷天然具有这个议题的豁免权。 影片的最后,李红甩开所有羁绊,开车上路天地任我游,孩子由孩子妈妈、孩子爸爸自己照顾,女婿调整了工作,协调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时代终究还是在进步,张本煜扮演的新一代男性不再天然地豁免于家务劳动,而是同他的妻子一样,将家庭与职场都纳入自己的时间规划与人生责任,努力去平衡资源配置、时间分配。对承担家庭重担而精神紧张的妻子,他也愿意给出一双倾听的耳朵:“你为什么不开心跟我说说,我努力去理解。” 对话,是所有问题解决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03 弱者的悲剧:一个完整的闭环

  《出走的决心》的叙事结构是以从2016年开始的顺叙为主线,间以穿插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不同年份的回忆片段。从表面上看,这种结构丰富了当下的叙事,并让观众亲眼目睹一个神采飞扬的少女如何在生活一次次重压下变成一个满面愁苦的中年女性。但其更深的内在逻辑结构则是——让观众看到当下的悲剧的历史成因与系统构成。 麻绳偏拣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弱者的不幸往往不是一个偶然单一的事件,而是一件导致另一件,像多米诺骨牌,第一块牌一旦被推倒了,就很难再扶起后面的。正如《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所指出的,贫穷的本质是穷人处于弱势的发展处境。

  比如李红的悲剧,首先因为她是女孩,家庭经济窘迫时,作为长女的她被指定为牺牲者,放弃高考,挣钱贴补家用。之后进到工厂,没有干部指标没有好文凭,只能作为一线基础工人。随即,又赶上下岗,她首当其冲失去了稳定的工作。从此她就变成一个只能打临时工的自由职业者,这不仅使她的收入一直处于不稳定且较低的状态,也导致她不能拥有稳定的社会关系圈和职业上升通道,所以她一直处于家庭中的下位者。 在每一次家庭利益权衡的关头,作为下位者,因为她的价值是最低的,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她总是被牺牲者。在每一次被选择做出牺牲时,她还会被父亲、丈夫规训,“你要懂事”,“要明事理”,“要知道轻重”。所谓轻重,就是她必须知道自己是最不足轻重的那个。

  在长达25年的这样的自我否定中,意志消磨是肯定的,幸运的是她最终还是走出自救的第一步。多少年后,李红会感谢那天的自己,开口问了那些自驾游的路人一句话,就此为她黯淡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出走的决心》赠予所有身处困境的人的箴言:自己迈出第一步,真的很重要,只要迈出了一步,最坚固的牢也会变大一点点,再浓重的迷雾也会退后一点点,脚下的路就会再延伸出一点点,也就有了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 在进行曲般激昂的音乐中,一个年过半百的主妇冲破牢笼,踏上了自由之路,一路风尘仆仆,却满脸灿烂。在路上,她还偶遇了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当年许下的宏愿,开大卡看世界,终于兑现。她换上了一条大红的裙,红是她的名字,她终于不再只是谁的妻,谁的母,而是她自己。

       作者: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周舟